讀《偉大的中國革命》有感

通州區潞州中學賈楠繼教編號：11005983

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生前一直領導著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術研究，曾經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有關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著作。費正清先生的作品博學而不拘泥于傳統歷史的敘事方法，有著“精警生動的文筆，得心應手的敘述，熨貼入微的觀察”，對中國目前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客觀的借鑒作用，對世界認識中國，了解中國更有著不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偉大的中國革命》是費正清先生主要的作品之一，他以一個歷史學家公正的治史態度，跳出了地域政治的狹小圈子，以一種“宇宙公器”的大歷史視角，對中國近現代史的進程進行了詳致的還原與解構，并通過縱向和橫向的歷史比較，對中國傳統與現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細心的爬梳與清理。在費正清先生的筆下，歷史已經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單調記錄，而變成了一種深刻的歷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感受，通過對費先生的解讀，我們可以拋開歷史表象的東西，而直接把握到中國近現代史的本質，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產生出深刻的感性認識。

歷史首先是一個相互滲透的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是上一階段的延續，而決不會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費正清先生正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國革命進程中的種種內外因素。費先生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專制歷史非常悠久，專制意識根深蒂固，專制文化相當發達的封建國家，它既有著長期“天朝上國”雄視四夷的文化優越感，又有一整套錯綜復雜，而且自行運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體系，這種文化體現為一種內斂式的“內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變它的社會價值觀，文化和體制”，也正是這樣一種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制約了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所以中國革命注定了不會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個傳統文化分崩離析，西方先進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逐漸滲透的漸變過程。

出于敘述的需要，費正清先生把中國革命的進程分作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晚期的中華帝國：成長和蛻變(1800年-1895年)”，這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始，同時也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萌芽和發展時期。

中國自古即自命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國”，中華帝國本來就沒有真正的外交關系，所謂的對外關系也只是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遠”“懷柔”之術，是對于野蠻民族的教化過程，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對等，公平的外交意識。中華帝國在伊始也正是以這樣的心態去面對不請自來的西方列強的，但是鴉片戰爭的炮火很快就擊碎了滿清政府“天朝大國”的帝國美夢，到甲午戰爭結束，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已經到了一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關鍵時刻，人們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對這個嚴峻的現實，在這個生死存亡的關頭，任何對于傳統文化所報有的幻想都顯得那么不切實際，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之爭，到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終于得出一個結論：舊瓶不能裝新酒，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醞釀之中。

費正清先生對于鴉片戰爭的解釋曾經遭到了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的激烈批評，對于鴉片戰爭，《偉大的中國革命》表示了以下觀點：“鴉片戰爭的發生意味著中國拒絕在外交平等和對等貿易的基礎上參加國際大家庭，結果導致英國使用武力。”其觀點就是鴉片戰爭的根源并不在鴉片，這顯然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這樣就將鴉片戰爭的責任搞成了一筆糊涂帳，并試圖在輕描淡寫中一筆帶過，有為西方列強推卸責任之嫌。拿鴉片來與一個主權國家搞“對等貿易”，本身就是無稽之談，在此唐德剛教授反問，如果拿鴉片同美國搞“對等貿易”，美國會同意嗎？這無疑是本書的敗筆之處。

縱觀海外歷史書籍，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對李鴻章的評價可謂眾口一詞，交相贊譽。其實，拋開民族意氣與政治偏見，以一個局外人的眼光去解讀李鴻章，所謂“以夷制夷”，也只是一個清醒的政治家面對西方列強所能采取的唯一對策，“不過是在無可救藥的環境中不斷地修修補補和玩弄權術而已”，乃是弱國無外交的外交，只是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在列強之間求平衡。同時還應當看到，在李鴻章身上也明顯地帶有一個老政客虛與委蛇的官僚習氣，而“以夷制夷”說穿了也正是官僚階層生存自保的本能之一，用在外交上去對付洋大人，竟成為一種有效的外交手段，真讓人啼笑皆非。李鴻章之成為一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自有他不可逆轉的歷史宿命，因為他所維護的是一個不合時宜，搖搖欲墜的反動宗法政權，他的失敗亦不過是傳統社會內部矛盾激烈斗爭的最終結果，如是而已。

《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別為“晚清帝國秩序的變革(1895年-1911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年-1949年)”。前者敘述了甲午戰爭之后中國面臨的嚴峻形勢與滿清帝國的最終滅亡，以及中國現代革命的發端；后者對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與中國革命的進程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剖析。中國現代革命的發端有著兩個平行的過程，即政治上的軍閥混戰，國共之爭，與文化上的以“五四”為標志的啟蒙運動。在此費正清高度贊揚了白話文的普及，他認為白話文標志著文化的平民化，標志著愚民政策所設置的最大屏障已經被拆除，對于傳統文化的改造有著非常深遠的歷史意義。但是由于中國長期處于一個宗法專制的社會形態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義傳統，西方的民主傳統對于中國的社會現實而言未免有些遙不可及，以中國的社會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國式的民主，而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倒是“俄國和中國的專制政治和落后狀況，使兩國間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國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為中國革命的現實參照物。

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充滿了傳統文化智慧的農民領袖，他目光遠大，對中國的社會形態有著入木三分的認識。毛澤東本人并沒有受到歐風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國革命的實際效果，毛澤東敏銳地看到在中國這個農村大國，只有農民才是最義無返顧的革命者這個基本的國情，所以“群眾路線”就成為毛澤東實踐上的重大突破，同時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權變。事實上，毛澤東眼中的所謂“民主”，不過是民粹式的，多數農民的民主，這種民主的實質與傳統社會“實其腹，虛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過一步之遙而已，毛澤東的組織原則也仍未脫封建社家長制的運作方法，但他的單純的組織與熱情，也最容易喚起農民對于“烏托邦”社會的狂熱向往，那種農民式的平均主義理想，最終在毛澤東的手中得到了發揚光大。

相比之下，國民黨則是一個魚龍混雜的大拼盤，其內部腐朽不堪，一團爛污，蔣介石本人亦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既沒有膽量去獨裁，又沒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實際問題，國民黨的最后敗落又豈是偶然？所謂時勢造英雄，毛澤東正是以他獨具的個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為中國現代歷史最為現實的選擇。

《偉大的中國革命》最后一部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85年)”，費正清先生對中國當代的這一段歷史進行了審慎的清理和頗具私人意味的解讀。“中國革命中發生的一切，無非是回到舊帝國的結構中去，只不過有了現代化的技術和群眾的愛國主義而已。”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毛澤東所需要的“新知識分子”實際上是思想統一之后的一種社會工具，其本身并沒有獨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國最精貴稀少的人才喪失了活力”之后，“在這樣的譴責和反知識主義氣氛中”，人治的弱點已經逐漸暴露無遺。“大躍進”和“十年文革”正是個人極權的必然結果，它們從各個方面暴露出中國仍然只是一個包著現代化外衣的傳統帝國，同時也說明對于文化的改造也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長期復雜的社會工程。

新中國前期的現實說明了以對待農民的政策來發展城市文化，顯然是南轅北轍的，“中國的政治生活由于包容了農民，就被拉下到嚴峻和無知的農民水平。”基于以上事實，費正清先生對毛澤東得出以下評論：“他是一個缺乏建設中國現代化知識，謙遜的態度和忍耐力的農民英雄。毛澤東太專注于他那最新式的農民造反傳統，而不屑于理解中國應該和他的‘五四’時期的前輩那樣，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國本身。……總之，他是屬于王朝統一者式的偉大傳統人物。”這既可以看作是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也可以讀作對那個時代的總結。

費正清先生對中國目前的現狀是理解的，對中國的將來則是樂觀的，“中國人口從來沒有今天這么多，通過一個中央權威保持統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機構必須由受過訓練的精英組成，地方當局在農村代表著國家。”費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開放后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項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在把這個古老的國家導向一個自由的國度，這正是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擋的時代趨勢。

中國的政治歷史從來都是“成王敗寇”的政治歷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換代，也是歷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爐灶，從來都把前朝的政績一筆抹殺，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礎上進行揚棄，這種對意識形態的專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難以估量的。費正清先生對于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探討，首先是站在了一個公允的立場上，對中國各個階段的革命歷程進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讀。他的成功之處在于沒有以西方慣有的價值標準為取舍來衡量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而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依據，并設身處地地考慮到中國長期所處的國情，對中國革命的現代化進程進行了深刻反思，做為一個美國的歷史學者，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正如費正清先生所說的那樣：“任何一種新的中國的世界觀，必然是一種適用于全人類的世界觀，而不是地區性的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歷史的作用也是這樣，中國革命的歷史也決不僅僅屬于中國，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鏡子，是全人類的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

費正清先生的作品從一個新的角度為我們印證了傳統中國的一句老話：史者，宇宙公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