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封面新聞封面新聞記者 曾潔 代睿 劉可欣12月9日，國家文物局召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發(fā)布會。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發(fā)布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最新成果，其中提到了三星堆遺址的突破性工作。發(fā)布會現場李群介紹，三星堆遺址考古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初步摸清了祭祀區(qū)的分布范圍，以及祭祀區(qū)內部的結構，新發(fā)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還有大量的遺存遺址，出土了文物12000多件，研究表明這6個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距今約3100年到3000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執(zhí)行專家組秘書長常懷穎進一步介紹了更多三星堆遺址考古及研究成果。除了發(fā)掘數量龐大的器物，考古工作者對于三星堆遺址的田野工作還有幾項比較大的發(fā)現。三星堆遺址器物坑選址有講究考古人對于三星堆城址的研究有了新認識，特別是在器物坑的選址方面，有了新的研究進展。工作人員結合考古和環(huán)境考古，發(fā)現這幾個器物坑的選址是在城內南部偏中部的地方，在河的南岸比較偏高的一個崗地上。“也就是說，埋藏這些器物選擇的地方是有講究的，是在一個河邊偏高的臺地上進行選址，挖這幾個坑，然后來埋藏器物。”常懷穎說。談及形成時間，常懷穎厘清了三星堆遺址形成的年代與三星堆埋藏銅器的年代并不相同。“三星堆遺址形成的年代，可能在相當于二里頭時期就有了，這與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有祭祀坑或器物坑的時代并不一樣，它是相當于寶墩文化時期的三星堆文化偏早的階段。”他介紹，三星堆遺址銅器出現的年代相對比較晚，并推測銅器可能出現得比較突然，“很可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來的”。器物研究有新進展截至目前，三星堆遺址新發(fā)現的6個器物坑已經出土了超過12000件文物，經過數十家學術單位聯(lián)合組成的科研團隊進行聯(lián)合性的研究，工作人員對這些器物坑出土的遺物有了深入的認識，發(fā)現了幾個比較重要的成果。測年結果顯示，三星堆遺址的埋藏的年代比較集中，是在商末周初這個階段，但是器物坑里埋藏的器物生產年代截然不同，“早早晚晚都有”，例如帶有長江中游地區(qū)風格的銅容器，可能最早追溯到晚商最早的階段，也有學者認為是中商最晚的階段可能到洹北時期或者殷墟的偏早階段，但是它埋藏的時候，可是到了殷墟最晚的階段和西周最早的階段。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3號坑提取象牙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這些象牙來自哪里？匯聚數以百計的象牙并非易事。常懷穎介紹，“超遠距離象牙的匯聚，讓中國南部地區(qū)或者長江流域的大象，可能經過不同的方式都匯到三星堆去了。盡管（象牙的）年代可能也有早有晚，但埋藏的年代是差不多的。”通過對三星堆出土的銅器殘留泥芯的巖相分析，考古人發(fā)現，三星堆出土的神樹、神面具、神獸、神壇與帶有長江中游地區(qū)風格的銅容器產地不同。目前雖然沒有辦法直接證明這些神樹、神面具、神人是在三星堆本地生產的，但大概率可能指向這個方向。考古工作者推測，可能三星堆本地生產了一批特殊的器物，而銅容器則有可能是從長江中游地區(qū)輸入。此外，對于三星堆紡織品的研究也有一些進展，工作人員通過多學科的結合，用絲蛋白方式（檢測）、超景深顯微觀察，發(fā)現三星堆出土的紡織品很多是家蠶也就是桑蠶的制品，其中主體是絹，也有可能有斜紋制品。埋藏或是一次性行為早在今年6月1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利用三維掃描和3D模型等科技手段，三星堆遺址的發(fā)掘及文保人員跨坑拼對了兩件大型青銅器，分別命名為銅獸馱跪坐人頂尊銅像、銅罍座倒立鳥足頂尊神像。三星堆垮坑拼接的文物三星堆每一次跨坑“找朋友”，造型驚艷的新器物都備受關注，考古人結合傳統(tǒng)考古學和數字技術發(fā)現，三星堆還有一些器物可以跨坑拼合，并據此推測，這些器物在埋藏的時候可能是一次性的儀式行為，將同一件器物打碎后埋藏在不同的坑里。“公眾關心的這些遺址，往往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考古）工作才得到一個階段性的認識。比如二里頭遺址60多年的發(fā)掘，三星堆遺址近100年的發(fā)掘， 這種認識仍然是階段性的。”常懷穎總結道，每一次考古新發(fā)現，可能都會帶來公眾認知和學術認知的一些改變，而且每一次發(fā)現有可能又會調整或者改變前一次的發(fā)掘認識。他希望在未來的研究之中，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契機，多學科的聯(lián)動，改變我們對古代世界的認識。圖據三星堆